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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告系统梳理粤港澳大湾区,特别是广州与深圳两地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态势、政策体系、实施进展与核心模式,并通过对比分析,诊断当前问题,展望未来机遇,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战略参考。
一、 大湾区国企改革核心格局与政策环境
粤港澳大湾区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成效显著,截至2024年底,整体完成率达75%。广州、深圳作为双核引擎,资产规模庞大(两地市属国企总资产合计超12万亿元),改革各具特色,共同构筑了领先全国的改革生态。
广州:“政策激励+战略引导”模式
政策核心:构建“1+2”科技创新政策体系,最大亮点是将国企研发投入增量在经营业绩考核中最高按200%视同利润加回,激励力度全国领先。
资金支持:每年从国资收益中安排不少于3亿元支持创新,并设立总规模2000亿元的产投和创投母基金进行战略撬动。
改革成效:2024年研发投入超280亿元,拥有各级研发机构827个。“双百企业”和“科改示范企业”总数约占全省一半,评估优秀率高。
深圳:“耐心资本”与全周期创新投资生态
制度创新:设立全国规模最大的100亿元天使母基金,出资比例最高可达40%,并实施“亏损共担、盈利让利”政策,显著撬动社会资本。
创新聚焦:研发投入强度达3.1%,战略性新兴产业总资产突破4600亿元。围绕“20+8”产业集群布局,在半导体、人工智能等领域培育了一批领军企业。
改革成效:“科改示范企业”建设成果突出,10家企业全部入选国家级名单,其中3家成为全国标杆。
广深模式对比分析
战略:广州聚焦“制造业立市”与“3+5+X”产业体系;深圳瞄准“20+8”硬科技产业集群。
路径:广州注重“大兵团作战”与中后期投资;深圳强调“精准滴灌”与“投早投小投硬科技”。
生态:广州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优势明显;深圳在新兴产业培育与创新生态构建上更为突出。
二、 广深国企科技创新能力对比分析
两地国企在创新投入、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上呈现不同特点。
研发投入:广州在绝对规模(280亿元) 上领先,深圳在投入强度(3.1%) 上占优。广州投入偏重传统产业升级,深圳则高度聚焦前沿硬科技。
创新平台:广州在研发机构数量(827个) 上占优;深圳在平台质量、开放共享程度及产出效率上表现突出,如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全链条孵化体系。
成果转化:广州在转化数量(1400余项) 上领先;深圳在转化质量与产业化效果上更胜一筹,深创投、天使母基金培育了大量上市企业和独角兽。
典型案例:
广汽集团:2024年研发投入75.08亿元,坚持自主与开放合作(如与华为合作),建成全球领先的“灯塔工厂”。
深投控/深创投:形成“母基金+园区+投后服务”模式,深创投90%以上资金投向硬科技,85%投向初创期和成长期,培育上市企业数量众多。
三、 产业体系与国有资本布局分析
产业体系:广州构建“3+5+X”体系,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占比提升至28%;深圳全面布局“20+8”产业集群,相关营收增长迅猛(189%)。
资本布局与效率:
规模:广州以2000亿元母基金撬动社会资本;深圳国资基金总规模超7000亿元,90%以上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。
阶段:广州投资偏中后期;深圳坚持“投早投小投硬科技”,深创投早期投资占比高。
回报:深圳在项目上市率等方面表现突出;广州在产业规模扩张上贡献显著。
四、 广州国企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诊断
与先进实践对比,广州国企改革在以下方面存在提升空间:
创新机制障碍:市场化改革深度不足,决策流程较长;激励机制改革滞后,薪酬竞争力有待提升;容错机制覆盖面与执行力度不足。
资本配置问题:早期投资和硬科技投资布局相对不足,存在“羊群效应”;资本运作专业能力有待加强。
人才与协同短板:高端人才引进缺乏竞争力;产学研协同多停留在技术委托层面,缺乏长效载体;创新文化与氛围有待加强。
对比深圳的劣势:在制度创新能力、市场化程度、创新生态完整性及新兴产业培育的敏锐度上存在差距。
五、 对广州市国资委的战略建议
为应对挑战、把握机遇,提出以下系统性建议:
科技创新领域:
建立 “全周期耐心资本”体系,优化天使基金让利机制,设立种子基金和硬科技投资联盟。
优化研发投入结构,设立“新质生产力专项基金”,组建原创技术策源地。
深化市场化激励,提升科创考核权重,扩大科技子公司混改与核心骨干持股范围。
打造 “粤港澳协同创新”生态,设立科创交易中心,建设中试平台并给予补贴。
体制机制改革:深化“三项制度”改革,优化国资监管方式(从“管企业”向“管资本”转变),制定并完善科技创新容错纠错具体办法。
产业布局优化:加快产业结构调整,实施“强链补链延链”工程;建立科学的资本配置与产业协同机制。
实施与保障:制定详细的改革行动方案(2025-2027年),加强党的领导与组织保障,完善配套政策体系。
通过以上系统性、针对性强的改革措施,广州国企有望在科技创新、产业升级与资本运作上实现关键突破,进一步巩固其在大湾区发展中的核心支柱作用。